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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了口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

    不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那年夏天征地时，撇开养猪场，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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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不愿“冤情重演”，“万般无奈之下”（奶奶语），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jianian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我呆在学校，没能亲眼目睹，自然也不敢妄言。

    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我推车进门时，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

    父母是什么时候恢复性生活的，我不清楚。那些贴墙倒立后苦苦等待的神经病之夜，我几乎毫无收获。只记得有次半夜迷迷糊糊地下楼上厕所，走到楼梯拐角时就理所当然地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我立马醒了大半。很沉闷，却无疑在吱嘎吱嘎响。母亲偶尔哼一声，父亲的喘息粗重而模糊，宛若碾成粉末的饼干。这是在五月份，父亲除了吃喝拉撒就是看碟，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老要立志做一个迷影导演。就在通知书下来那个下午，父亲又喝了不少酒，尽管中午他已经跟陆永平喝了一场。我清楚地记得，他柔软得像根面条，一眨眼工夫就顺着椅子滑了下去。

    那晚我们仨在楼顶乘凉。一如以往，十点多时母亲就下去了。半夜醒来，奶奶呼噜如旧，我却渴得要命。磨蹭好半晌，我才摇摇晃晃地下楼喝水。之后如你所料，“父母不要脸，又在cao屄了”。拍击声很响，父亲的声音也很响。他说：“我厉害，还是他厉害！”不是说一次，是重复了无数次，像一个魔咒。在咒语的间隙，母亲轻吟如泣。后来节奏越来越慢，父亲叫了一声sao屄，就喘成了一头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