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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中有过三个名字。

    第一个具体已经忘了，只留下一个模糊的昵称。

    每当苏明媚想要我达成她的什么愿望时，那两个绵软的词组便会被当做筹码，从她那两瓣猩红的唇rou间嚼烂了吐出——小光。小光啊——但她从来没有喊过我具体的姓名，后来有了新的代替，便连‘小光’都吝啬到需要谨慎使用。而我也从未曾想起过。名与姓氏都随着赠予它的那个男人，被时光吞噬永远地消失不见了。即使在梦里，我的人生也仅是从八岁那年开始。

    第二个叫Peter　Su。

    Su是随了苏明媚的姓，Peter是继父取的。我说的不是现在这个，是从前国外那个——Doctor　Smith。苏明媚一开始叫他老师，叫着叫着后来成为了老史。老史是个膀大腰圆的美国人，公费在华留了几年洋，再回去的时候，一手挽着苏明媚一手牵着我。苏明媚怕死不敢坐飞机，老史迁就她，只能用那双蓝幽幽的大眼睛看着我说：“我们得听mama的，mama最大。”我耸了耸肩，装作无所谓地走开。

    我猜想，苏明媚肯跟他走，一半理由就是被老史那双眼睛给框柱了。阿嬷本不赞同她改嫁，但留在苏家吃一粒米一块饼都得被人数着看。更像是过街老鼠的生活。苏明媚是个眼高手低的漂亮女人，不会甘心一辈子过那种日子的。为了我她只能做到寄人篱下的地步，再叫她绞掉秀发去做女工却是绝无可能的事情。幸好阿公在生的时候因着政策改变逼着她学了几年英语，在陪游尚流行的时代，柳暗花明般碰到了老史。三张白星公主号邮轮船票夹在一只新款的奥迪手袋里，并一张大额支票作彩礼，一起送进了苏家。另一半让苏明媚远走高飞的理由便补足了。

    阿嬷只得点头。那时候她已经老到做不了任何人的主了。苏明媚把老史给的彩礼钱分作两半，一半留给阿嬷养老，一半带走傍身。出发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苏明媚已经收拾好了那两个皮箱子，掐着我的胳膊把我从拔步床上拔了起来，她说小光啊我们得去给阿嬷磕头了。实际上磕头的只是我，苏明媚不想弄皱她花了大价钱定做的真丝旗袍，把我推出去当代表了。从苏家祠堂一路磕到阿嬷的脚下，天终于亮堂了起来。

    红色的朝霞像一条绣工上等的披肩，将整个天际囫囵围住，只在东边漏了个小口。那里是邮轮起步的地方。那一艘永远改变了我与苏明媚命运的白星公主号，如同一头巨兽安静地卧在海港里。旌旗猎猎，人潮如蚁。苏明媚平静的脸上看不出有离别的伤绪。她挽着老史壮实的手臂登上舷梯，一眼都没回头看过。

    老史是个商人博士，有着犹太男人的大钩鼻。他把这趟回家的路程当做蜜月旅行一起过了。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隔壁的床摇得比海浪都来得凶猛。苏明媚那把尖嗓子也掐出蜜似的从头一直叫到了尾。得亏我那年已经十岁了，算作半大的孩子，饿了会自己找吃的。不然要等那两个胡天胡地的大人来照顾，大概是要早夭的了。四个月后轮船靠岸。老史擦着汗，指挥着工人将八大五小共十三个LV行李箱，从闷热的货车厢里提出来，搬进纽约市郊区的独栋别墅里。从此昭告了苏明媚三十岁的新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夏日早晨开始了。而我算是她远渡重洋而来的陪嫁品，儿子只是第二重身份。

    大概是天赋异禀的关系。苏明媚在美国生活的那段时间适应得很好。她收起各式花样的旗袍改做洋装礼服，淡妆化成了浓抹。从前绝不轻易裸露出半点的白胳膊白大腿，也在阳光沙滩的逐浪中镀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