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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去干活，和村里其它的劳力一起，在那个大集体的时代，生产队的社员都需要参加劳动，也叫做“上工”。每天劳动结束后会有生产队的会计来计算工分，基本上一个整劳力干一天活儿就可以得十分，而我们这样刚去的娃娃哪里能和常年累月在地里干的大人比，也就拿个六七工分，像小白就更惨了，她是城里人根本没见过锄头，就别提干活了，起初的时候，她只能喝那些老弱病残一样拿一两个工分。

那会儿，在野人屯一个工分能价值四分钱，每天十个工分是四毛钱，生产队里还算照顾我们，见我们干农活不行就给找点轻松的，袁小白就被安排去放牛和打猪草，这样一天也能挣上五个工分。

那时候有句流行的话叫做：“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分配各种粮食、穿衣购物、油盐酱醋都是从这工分里算，像我们前期都是被分配在各家社员家里搭伙吃饭的，还得挣工分还人家口粮钱。

十几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个顶个的能吃，就拿石胖子来说，一顿他能吃上十个白面大馍馍，这样的口粮需求他那点工分哪里够？没办法，我们尽可能的下了工之后去挖些野菜之类夹在粗粮里头做窝窝头吃，好歹能勉强填饱了肚子。

石胖子养了整整一周总算是没什么大碍，而我们仨已经开始劳动了。刚好去的时候赶上秋收的季节，甭提有多忙了，早上五点多就得起来，吃过早饭就和其他社员一起下地，午饭有人专门送到地里来，吃完了一直干到月亮爬上杆头。

全村就靠这点口粮过冬，东北的季节冷的快，一眨眼冷不丁就能飘场大雪，到了那时候就连野菜都挖不到了。我们要抢在下雪之前把地里的二道坝子给豁好，准备到时候种下小麦，那一个月里是我从少年时代过渡到青年最快的时光。一个月后，我皮肤黑了，手臂变粗了，手掌上的水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渐渐的起了一层茧子，逐渐慢慢的能适应农村集体劳动的生活了。

查文斌还有我和胖子是住在一间屋子的，一个大通铺，袁小白住在隔壁，那里也是我们的厨房，中间用一道帘子隔开，外面是吃饭的，里面就是她住的。

我们住的仓库离苗老爹家不远，那会儿一个月后就开始自己独立更生了，粮食不够吃是最大的问题。好在苗兰经常会来接济我们，他们家有两杆猎枪，苗兰的是一把土铳，说是她爸爸以前用过的，野人屯的先民们多是鄂伦春人，那个民族本就是以游猎为生，这儿的人几乎家家都有猎手。

苗老爹时常会去打猎，这山里狍子、麂字还有野兔野鸡啥的很多，有时候他就给我们也分上一点让苗兰送来。袁小白原本是不会做饭的，我们三个男孩子自然也是不会，但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每个人成长的都很快，袁小白就是看着苗兰做饭自己在后边学，慢慢得自己也会简单的烧几个菜了。

还有的时候，苗老爹遇到心情好的时候会提着一个酒壶过来，里面装的就是土烧。那个年代粮食是很宝贵的，哪里舍得用粮食酿酒，但是勤劳的中国人民永远都是有创造力的，玉米的秸秆、高粱的秸秆，还有富含淀粉的葛根，这些东西被收集起来酿成的酒就是土烧，和它的名字一样很原始却又很带劲。

我和查文斌是不喝酒的，但是石胖子爱，在苗老爹的眼里，我们这些儿孙辈的人还是孩子，很少会给酒，胖子那人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