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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唯夫看了看寄信人，是戴青，他拆开信，取出信纸抖开。

时安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低头继续削梨。

等白唯夫拿信的手垂下去时，他才抬起头，“怎么了？有急事？”

白唯夫摇了摇头，脸色有些凝重。

时安见状，将刀放下，“出事了？”

白唯夫看着他，“疯了，都疯了……中国这是要掀起一阵轩然大波来……”

见他这样，时安不禁也开始紧张，“什么意思？”

白唯夫将信摊在他面前。

时安将削好的梨递给他，把刀放柜子上，擦了擦手，拿起信来看。

只看了一半，他就感到浑身发凉。

信里描述了兰城近一月来的许多事，四月初的一次会议后，全城忽然掀起了批斗的狂潮，最开始只是学生的游街喊口号，后来愈演愈烈，不少知识分子和干部都成了批斗的对象，被拖上街游行，有知识分子因为自印刊物被枪决，还有几个老干部被批成“政治野心家”而被革职，永久开除党籍，就连寺庙都被除“四旧”的打手边打边砸地拆了，一排排和尚被迫举着写着“什么佛经，尽做狗屁”的条幅配合拍照。

一切都荒唐得像笑话。

但又确实是这人间。

时安继续往下看，的报社被激进份子都砸了，文库中的书籍和录音、影像带都被烧得精光，戴青作为领头人也被拉去批斗，不过所幸没受什么伤，但是同她一起的另一个报社的社长却被打瘸了一条腿，至今还在医院躺着。

他翻着这薄薄几张信纸，心沉下去，他联想到了两天前那次学生游街和暴行，不安从心底不断上升。

“唯夫，这是怎么一回事？”

白唯夫蹙着眉，语气无比沉重。

“我看，中国要变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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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动乱从1966年二月的“二月提纲”就开始酝酿，直到五月上海文艺座谈会以批判为引子，掀起了文艺界乃至政治界的全国性批斗，全国大、中学生高喊着“造修正主义的反”的口号，自成“红卫兵”，到处揪斗学校教师和突出知识分子，社会动乱爆发。1967年，老一辈革命家被批为“二月逆流”，再次掀起夺权的斗争风波，一桩又一桩冤假错案被拍定，全国社会机关陷入泥潭，停滞不前。

白唯夫不停翻着为数不多的报道“文化革命”的报纸，对照着戴青的叙述和自己之前的所见所闻，仔细清理着这次动乱的线索，用钢笔一一记录下来。

他坐在医馆的角落，脑袋上还缠着纱布，时安倒了一杯补气血的茶放到他手边。

白唯夫出院后，就重新开始拿起笔，时安怕他一劳累，身体素质又差下去，肺炎虽然能治好，但还是怕复发。

“休息休息吧，头痛不痛？”时安看着他。

白唯夫摇了摇头，一手扶着后颈缓缓仰起头来，“我没事。”

时安将茶杯轻轻推过去，“喝点。”

白唯夫放下笔，端起茶杯一饮而尽。

时安看着他喝完，接过茶杯，转身去清洗。

清算完炭火钱的胡小贞送走送炭的伙计，回头看见时安把洗完的茶杯放在桌上，正用毛巾擦手，她走过去道，“时安哥，杯子我来洗就好了，这种事不用你做的。”

时安将毛巾挂起来，微微笑着说，“没事。”

胡小贞把剩下的几张毛票塞到他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