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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他们决定把你送回波恩。”他耸了耸肩。

“波恩？”

“杰拉德说这样更‘经济’。”

海因斯并不知道杰拉德是谁，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这人是个蠢货。他从卢顿机场起飞，降落波恩的时候风雨交加。罗杰和一辆布满刮痕的大众等在停机坪边缘，伞一点用处都没有，两人从肩膀以下都湿透了，冷得发抖。山峰彻底被低垂的雨云吞没，雷声从远处传来，很微弱，像隔墙听见的鼓声。

车没有在通往巴特戈德堡的路口转弯，而是继续往前，驶向波恩市区。他们让你住在鸟屋里，罗杰对落满雨水的挡风玻璃说。海因斯已经把暖气旋钮拧到最大，但两人说话的时候也还是能看到白气。做几个月案头工作，写报告，去议会旁听，或者打瞌睡，随便你，我就从没见过有多少人清醒地坐在旁听席上的。

“鸟屋”是栋乏善可陈的平房，用于接待那些不值得让大使馆多花时间的低级别雇员，偶尔还有令人生疑的“时政记者”。医生承诺每两天来一次，但事实上一次也没有来过。罗杰周末拜访，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带着太太和儿子，送他们去买袜子、蜡笔套装、儿童球拍和一个五岁男孩需要别的什么玩意。

“一个小小的问题，小，但是稍微有点烫手，姑且这么说，等等。”第一瓶啤酒喝到一半的时候，罗杰说，在公文包里摸索着什么，海因斯原本以为是一封信，等他抚平了纸张，才看出那是张照片，一个黑白的安东·索科洛夫严厉地看着他们两个，“这是那个把你抬上直升机的好朋友，不是吗？那个不乐意给伤口消毒的白痴，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助理，在签证处工作，我听说。”

海因斯没有回答。这是个周六下午，屋后的草地上有群小孩在踢球，发出兴奋的尖叫。

“有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吗？”

海因斯拨弄着啤酒瓶盖，“他是彼得的其中一个孩子，我想，我们在伯尔尼见过。我不知道他会在贝鲁特，纯属意外。”

“仅仅是‘工作关系’，我们能这么说吗，康纳？”

他把瓶盖弹到草丛里，“我们能这么说。”

罗杰审视着他，好一会，然后把照片揉成一团，塞回衣袋里。海因斯拿起啤酒瓶，碰了碰他的。

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早上往往被枯燥无味的外交电文占满，下午则用于归档签证处送来的文件。每周一次，他步行去市政厅参加例会，纯粹是为了咖啡和那些切成拇指大小的柠檬蛋糕。在外交金字塔底端摄食的助理、秘书和通讯员们在这里聚集，听从柏林来的这个或那个官员念大同小异的讲稿，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是自愿出席的。

海因斯总是坐在最靠近出口的位置，一般是最后一排，如果那里已经有人了，他就挪到紧邻走道的座位上去。在他第六次走进这个令人压抑的大厅时，安东·索科洛夫就坐在那里，笔记本摊开在大腿上。他又打了一条灰色的领带，外套搭在椅背上，戴着一顶难看的毡帽，需要遮住脑后的伤口，海因斯想。安东侧过身，目光落在海因斯身上，“早上好。”

海因斯点了点头。一个他见过几次面的法国人叼着还没点燃的烟走进来，坐在前排。安东略微提高了声音，像是故意要让周围的人听见。

“他们准备调整煤炭的出口限额，我猜你已经听说了。”

他没有。“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