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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甚至连董事们大饱私囊也带有宗教色彩。

有一次，空袭警报的报警器把这邪恶宗教的黑色弥撒的时刻告知了人们。

办公室里一片紧张，什么“情报是咋说的？”之类的土话全跑了出来。这房间里没有收音机。所长办公室的女事务员跑来紧急报告：敌机有好几个编队。忙乱之中，扩音器里的沙哑声发出了妇女、学生以及国民学校的儿童迅速隐蔽的命令。救护人员各处奔走向人们分发印有“止血时分”的红色标签。如果负了伤，止血时就把时间写到这标签上，然后别在胸前。报警器响后还不到10分钟，扩音器里又传出了“全体隐蔽”的通知。

事务员们怀抱着重要的文件箱奔向地下的金库，藏好后又都争先恐后地跑上地面，加入到已经非跑穿越了广场的、戴着钢盔缠着防空头巾的人群之中。人潮正向大门奔流。大门外面，是光秃秃的黄色荒原。七八百米开外的小山丘处的松林里，挖下了无数的堑壕。尘土飞扬之中，分为两路的、无言的、心急火燎的、盲目的群众，朝向总之不是“死亡”的，即使它是容易坍塌的红土小洞也总之不是“死亡”的物体，奔跑而去。

我休息日偶然回家，夜间11点接到了入伍通知。电文要我2月15日报到。

像我这样瘦弱的人在城市并不少见。于是，父亲出主意说，若在原籍农村参加体检，这弱不经风的样子更显眼些，也许当兵的事能得意幸免。因此，我在原籍的H县参加了体检。尽管我当时没能把农村青年易如反掌连举十次的草米袋提到胸部使得体检官哑然失笑，可记过仍然达到了第二乙种兵标准，如今又接到了通知不得不参加由农村人组成的粗野部队。母亲悲痛哭泣，父亲垂头丧气。通知到了手上，我也觉得晦气，可同时又希望自己壮烈死去。所以，想通了，认为怎么着都无所谓。只是在工厂患的感冒到了火车上发作起来，待踏上了祖父破产后已无寸土的故乡，到达亲密的熟人家时，高烧烧得我竟不能站立了。由于那家的细心照料，特别是大量服用的退烧药发挥了威力，我基本上是雄赳赳地跨入了营门。

一时被药镇住的烧重新抬了头。入伍体检，人要被剥得像野兽一样精光，我手足无措连打了好多喷嚏。黄毛小军医错把我支气管的咕咕声当成诊音，另外加上我关于病情的心口胡说，于是误诊成立，我还因此被查了血沉。我被命令即日回家，病名是：肺浸润。

一出营门，我撒腿就跑。荒凉的冬天的山坡通向下方的村庄。就像在那家飞机制造厂一样，我的腿，向着那总之不是“死亡”的东西、向着那总之不是“死亡”的方向奔去。

……我躲避着从夜行列车窗玻璃的破口吹进的风，忍受着恶寒和头痛的折磨。“你要去哪里？”我问自己。难道要回因父亲的优柔寡断还没有疏散的提心吊胆的东京的家？要回笼罩着我家的、幽暗的不安密布的城市？要回到瞪大家畜一样的眼睛，主动搭讪相互问候“没事吧？没事吧？”的百姓中？或是要回到尽是患有肺病的大学生那没有丝毫抵抗表情聚集在一起的飞机制造厂的宿舍？

坐椅的木靠背随着火车的震动把被我靠松了的、出现缝隙的木板晃得直响。我闭上眼，在头脑中描绘着一幅图景：我碰巧在家遇上了一家人全在空袭下丧生。一股无可言喻的厌恶从这种空想中